老安在中国生活了40年,一直透过相机观看这个国度。这一次,他出版了拍摄于1980年代初期的作品,那是属于中国的“稍息”时刻。

老安给这本摄影处女集取名为“稍息”,因为照片里的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实验刚刚结束,准备跃入很快来临的商业和消费的大潮。

这段“稍息岁月”也是他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1981年暑假,老安和几个同学自费参加了南京大学举办的汉语学习班。虽然已是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三年级学生,中国之于彼时的老安却仍是一个“盲区”。“学过的东西跟现实没多大关系,都是孔子孟子什么的。”他回忆,“后来还读过鲁迅,以至于刚来中国时,我说的都是‘忘却’这种词。”

除了遥远的语言,这片东方土地留给意大利人最新鲜的印象,只剩下“左”派宣传里的革命符号。即使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老安也觉得不过是一套既有电影模式下的有限呈现,“只是那时没人用这种方式记录中国,所以变得非常宝贵”。

老安想拍出一个从未被看见过甚至从未被想象过的中国。自从迷恋上摄影后,老安就确认了这是自己一生观看世界的方式。他带了几大卷百米长的胶片,只在南大待了6个星期,便四处云游,捕捉他眼中难以抗拒的景象。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透明的环境,所有东西都摆在外面,能找得到人的状态。”老安仿佛寻到了一个属于摄影的天堂。为了摆脱“洋鬼子脸”给拍照带来的不便,他花上几个小时静静等待着人群消磨完围观的好奇心,或者乔装成各种身份,以一种极其低调的姿态隐匿于人群。可惜学习班只有短短两个月,探入中国的触角没来得及伸展,便不得不“打道回府”。

一年后,北外、复旦和山东大学三所高校开放了16个公费留学名额给意大利。老安幸运地成为4名复旦学生之一。老安把大部分生活费都花在拍照和旅行上,两年时间里,他去了苏州、成都、昆明、厦门等地,甚至包括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三亚。

“中国是一个故事驳杂、场景纷乱的宝库,我感兴趣的是去发现它们。”尽管异域的新奇与创作的构思无可避免,老安的镜头本质上却是“漫无目的”的,如同陈丹青说“所有画面只是‘遭遇’‘看见’,就像你我注意到什么时,脚步与目光,停了下来”。他无意于表达或阐述,也不急着给出什么解释,他只想慢慢吸收现实,“等待时间以其自行的流淌来渗蚀无法沟通的石壁”。

时间的确赋予了往日现实以意义,四十年后,一帧帧定格俨然长成了一副心史的模样。余华说,在老安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顾铮也说,老安用照相机插入现实的瞬间,抽出和保留了某个时代的某个时刻的气氛,从而可以据此确认时代。事实上,从布列松、马克·吕布、刘香成,到任曙林、秋山亮二,老照片在今天的中国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情,甚至去年出版的一本《佚名照》,1500张从废品站旧货摊捡来的寻常照片,也点燃了一炬感动的温度。

老安在那个“稍息岁月”里自得其乐过,也庆幸自己见证了中国在全球技术化时代的童年,但他并不想回去——“回到那个时候可能我就回国了”。

“正好是那个时候。早一点肯定留不下,我的老师就没有机会;在我之后留学生当然更多,但条件不如我,那时因为刚刚开始,人家抢着要我。”结束了复旦的学业,老安回国服了一年兵役,之后在意大利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德兴公司工作。面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德兴也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老安便成了第一个员工——而且是首席代表。

回想起在香港的日子,老安脸上浮现出些许意犹未尽之态。“那时意大利最高的楼是米兰中央车站旁的倍耐力塔楼,也就100多米。我香港的办公室在金钟,周围全是摩天大楼,从办公室窗口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船,看到飞机降落在对面的九龙,看到英国海军基地里的军舰和直升机。生活也特别方便,不夜城嘛。”因为经常要到内地谈业务,老安也顺便享受了更多旅行的机会。他后来回忆,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自由,恍若天外来客般畅游在大量符号、什物、楼宇、食品和人物之中。

1990年,老安搬到了北京。他花了两万五千美元从劲松的北汽厂买了一辆切诺基,从心所欲的自驾线路和随走随停的自由也让他镜头里的中国变得更加广阔多元。他说:“那个状态是永远都‘饿’,各方面的饿。”

在那个私家车还属于稀罕物的年头,这辆切诺基也帮老安“拉来了不少人缘”,搞建筑的张永和,拍电影的张元,写小说的阿城、余华、王小波,跳舞的金星,画画的汪建伟都成了他的朋友。1994年,他还跟艺术家刘小东、冯梦波等成了邻居,十几个人在东郊的十八里店盖了几间自建房。如今,当初的大部分人都搬离了那里,老安没走,这一点上他倒不像一个垮掉派,而且看起来好像还有那么点念旧。

这两年因为疫情,老安没怎么出去跑。除了周末跟家人在一起,基本都待在这栋老房子里,整理1987年以来的几百张照片。从前他不太喜欢打理这些,拍完了就扔在那儿,然后接着去干新的事儿。

除了照片,还有好些视频素材。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逐渐向动态的影像转移,跟林兆华、李六乙做过多媒体戏剧,跟徐星拍过宋庄,跟彭磊“票”过电影,也帮电视台弄点专题片,更多的私人素材则一直堆着,存储设备都换了好几茬。“我最近把2000年到2010年的一些磁带进行数字转化,有时特别感动,想流泪。跟现在对比,那时人的交流怎么那么自如啊?社会各层面的关系那么融洽,渴望交流,渴望互相理解。”说起这话时,老安的嘴角依然挂着笑意。

他还讲起自己没能实现的一个计划:“我以前想拍发烧友。那时候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有一个特别执着的兴趣,不分文化水平、不分社会阶层也不分贫富。你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穷的人跟一个富翁,在兴致勃勃地谈他们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人可以作为北京的一个剖面。但是后来北京变了,发烧友也淡薄了,见面很少,都在网络上。这你还怎么拍?”

“有一点点遗憾吧。”这回,老安没有再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语气,风淡云清。

老安一直没给自己取中文名,“老安”只是朋友间的一个称呼,证件上写的仍是“安德烈”三个音译的汉字。

老安的两个孩子拿北京当故乡,意大利与老安自己的连接,如今在变得微妙。母亲前年过世后,他突然找不到必须回去的理由了。“以前最少一年一次,现在没什么迫切的必要了。我可以说意大利是一个特别好的度假地,也许会去旅游。当然它是我的摇篮,这是不可能取消的一种关系。”

母亲是老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跟着母亲长大的单亲孩子,“卡瓦祖缇”这个姓也是随母亲的。老安的母亲上了大学,分数始终排在第一,只是生下老安后无暇再完成论文和毕业,只能干些低工资低地位的活计,紧巴巴地过日子。但对于儿子的成长,她力所能及地给予着鼓励和支持,即使后来老安要读中文这么一个看上去没什么出路的专业,她也毫不反对。

母亲是学哲学的,尤其喜欢德国哲学。老安最近在听陈嘉映的音频课,他觉得母亲应该跟他聊一聊,“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事也许会越来越多。老安今年62岁了,尽管精力体力还没显露出什么问题,但他也承认对于一件事,没有原来那么埋头了。眼下,他想拍几部纪录片,探知线上和线下两个平行世界的关系——他有点看不懂这个属于网络的时代了。

“我很早以前有个想法,沿着108国道从北京走到昆明。现在高速公路基本布满所有地方,国道好像有点被废弃了,但它还连接着大小城镇和乡村,仍然是一个观察世界的好角度。沿这个路,可以看线上线下的关系。”

目前,老安还没有为此做什么实际准备。“我是比较无忧无虑的一个人,不太做计划,更受不了任何人来指挥我支配我。但挺神奇的是,我这辈子其实从来没有操心过钱的事,一直没发财,也一直没有钱的顾虑。”老安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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